在北京的地鐵站里，可能再也買不到報紙看了。不是沒人賣，而是不允許賣，因為北京市有關部門明確指出，任何單位和個人停止一切在軌道交通站內的銷售行為，理由是賣報紙影響安全。但是，《北京娛樂信報》除外。

　　這算得上一大奇聞，在給乘客出行的精神文化生活帶來不方便的同時，幾乎也讓每一個乘客的內心都打滿了一連串問號。

　　在地鐵站里設報攤賣報紙是否影響安全？誰有權剝奪公眾方便獲取信息的權利？有關部門是否有權力禁止在地鐵這樣的公共場所賣報紙？這些都值得專門辨析，這里暫且不論。眼下，只想談談明眼人一看便知的關鍵性問題，這就是有關部門為何對所有報刊關上大門，卻獨獨給《北京娛樂信報》開了一扇窗。

　　有關部門形成的《軌道交通站內報刊發售問題會商會會議紀要》的說法是：“《北京娛樂信報》作為北京市批準的北京唯一的地鐵報是服務宣傳的重要陣地，可以在保證不影響地鐵安全秩序的情況下免費發放，但信報的發放地點及位置需選在空間大、便于客流疏散的地鐵站指定位置，不得進入站臺。”

　　從這段文件語句的實錄中，明白人大多看出端倪。盡管堆陳了諸多有關安全方面的考量與措詞，但核心詞匯“地鐵報”躍然其中，這份報紙作為“服務宣傳的重要陣地”對于有關部門的利益實現關系重大。因而，姑且不去細究這份報紙與有關部門存在什么具體的實質性的關系，僅從這份特殊的關照即可看出，它們之間的關系非同一般，以致到了權力可以公然對這份報紙進行翼護的地步。

　　正所謂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。盡管信報是“免費發放”，但其背后的經濟活動一點也不會免費。從本質上來說，免費只不過是報紙的一種營銷策略和手段罷了。通過免費發放，打造讀者很有規模的現象，吸引各類廣告，以期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。不知北京有關部門怎么向公眾解釋，獨獨允許這份報紙發放？會不會從中獲取一些經濟收益？

　　要么全部禁止，要么全部放開，獨沒有只允許一份報紙通行地鐵的理由。這是顯而易見的公平，也是公眾看得到、認同的公平。因而，除非北京地鐵方面有超越凡人的智慧，否則公眾是不會相信二者無任何經濟利益往來。那么，有關部門的地鐵禁報指令，其實質就是涉嫌壟斷：在報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勢下，不惜動用有關權力，以及自己管轄范圍內的便利，讓其他所有報刊全部出局，讓信報一統地鐵站內天下。這顯然是權力在公共領域里行使壟斷，為一些經營實體提供方便、創造效益。

　　可是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趨完善的當代中國，在被稱為首善之區的首都，竟然有如此“局部赤裸的壟斷”——無論打著什么旗號搞的壟斷？還能允許如此逾越常理、不方便公眾的政策謀劃？ 

對北京地鐵禁售報刊的4點疑問：會否制造壟斷

從上周五開始，北京市民在地鐵站內再也買不到報紙了，近日，北京有關部門下發《軌道交通站內報刊發售問題會商會會議紀要》。《紀要》中明確指出，除信報外，任何單位和個人停止一切在軌道交通站內的報刊銷售行為，公安機關嚴格依法取締在軌道交通內的報刊發售行為。

為了地鐵安全，未雨綢繆，提前做一些安全防范措施本無可厚非。不過，安全防范“防”到了報刊銷售上，似乎有些牽強。對此，人們心中有四個疑問，希望有關部門拿出有說服力的理由：

　　其一，地鐵賣報刊影響安全，妨礙救援和疏散嗎？

　　倘若三兩個人在地鐵賣報刊就威脅到安全，這樣的“地鐵安全”是不是也太脆弱了？退一萬步說，即使地鐵賣報有安全隱患，那也應該所有報刊一律禁賣，但為什么留下了信報這個“例外”。文件要求，“信報可以在保證不影響地鐵安全秩序的情況下免費發放，但發放地點及位置需選在空間大，便于客流疏散的地鐵站指定位置”，這樣的要求，難道其他媒體做不到？一條政策理應平等對待所有當事者，豈可厚此薄彼。

　　其二，會不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：看起來是因安全而禁賣，實際是行政干預，制造市場壟斷？

　　誰都知道，地鐵站由于人流量大，歷來都是各報必爭之地，信報雖免費派送，但目的仍是通過免費發行擴大發行量進而通過廣告盈利，也是在參與北京報業市場的競爭，只不過采用另一種形式而已，并非全公益性的報紙。行政手段造成信報“一家獨大”，以行政命令指定“唯一的地鐵報”并特許特殊待遇，這無疑破壞了平等競爭的環境，嚴重擠壓其他報紙的生存空間。

　　過去，一些地方屢屢發生“地方保護”事件，禁止外地產品到本地銷售，他們也無一例外都打著一些冠冕堂皇的旗號，實際上是與被保護者有著或多或少的利益關系。但是，全球化的時代，反“貿易保護”早已是國際趨勢，難道一個城市還要設立這樣的“壁壘”嗎？

　　其三，會不會影響社會效益、拆掉民眾與政府聯系的“橋梁”？

　　眾所周知，公共場所傳播公共文化是國際慣例，地鐵站作為公共場所，理應是一個開放的、匯聚多元聲音的文化傳播空間，豈可只是某一家報紙的禁臠之地？一紙文件，不僅僅剝奪了多數媒體的生存發展權，也剝奪了讀者的選擇權。不是所有讀者都喜歡看一種報紙，一種報紙也不可能滿足所有乘客讀者的閱讀需求，所以，應該給讀者更多的選擇，而不是變相地強制讀者消費。

　　在當前，報刊更有傳播現代文化、傳達黨和政府的政策、解答民眾實際生活中的疑問的使命，是在搭建有利于社會和諧的“橋梁”。這樣的“橋梁”，對一個社會來說，越多越好。現在強令只能建“獨木橋”，黨和政府的決策如何更快更好更便捷地傳達于民眾？民眾的聲音又如何迅速地傳遞給政府？限制報刊銷售，看起來是一個小事，結果必然會影響大局。

　　其四，在地鐵里有秩序地賣報，是國際和國內慣例，北京為什么可以“特殊”？

　　北京的地鐵站過去是有報亭的，后來據稱是出于安全考慮，悉數被拆除，無奈之下才有了流動售報。然而，地鐵的報亭真有必要全部拆除嗎？其實在國外，地鐵站設立報刊亭、小型超市，甚至沖印店、洗衣店等服務設施極其普遍，也從未聽說過，因為報刊亭等服務設施的存在，導致地鐵安全事故的先例。

　　不僅在國外，國內如廣州、上海、南京等城市，地鐵站也都普遍設立報刊亭，為什么單單北京對地鐵報刊亭如臨大敵？或許在老的1、2號線，由于地鐵站空間較小，拆除報刊亭代之以流動售報或有必要，但其他新建地鐵線的各個車站，空間都很寬裕，怎么可能連個報亭都容不下？地鐵是公共交通，地鐵站是公共場所，公共交通與公共場所的管理需要以人為本，簡單地以取締和犧牲市民便利來解決所謂的安全問題是懶政，是公共管理的下策。

　　中央《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》明確指出，文化市場監管，應“創造公開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”。而以“安全”為名，實質上是在為文化市場公平競爭制造人為障礙，對此，不僅媒體難以接受，相信廣大的讀者也不會理解，因此，地鐵禁賣報，還是收回成命的好。